中国商代史的致命伤

浏览了十一卷的《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作者: 罗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对其中的颠覆性错误不吐不快。
商代是中国地区古文明的早期階段,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起源和走向具有重要作用。该书作者忽视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农业,工具,武器、车的制造技术,冶金技术,饲养驯化动物的技术、建筑技术等等全部来自西方的基本事实,在意识上,阻绝了中国商代和世界文明的密切关系,因此,此书对商代历史的整体判断是错误的,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一,刻舟求剑——中国考古界对远古时代中国地名的错误认识
这本书问题最突明显的错误就是,把古籍中黄帝、华夏人所涉及的地名,做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国地区的依据。如作者依据《国语。周语》中提到的:“禹都阳城,伊洛所近”,把今天中国地区可能的“伊洛和阳城”地区做为了考古证据。这种现象在中国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很普遍。由此可见,整个中国考古界不但不了解中国文字语言的来源,而且不知道远古中国地名和人名的来源,这是中国历史研究巨大的缺欠。古籍中的”中国、中原、商,殷,唐、泰山,岷山、冀,洛、汉水、鸣条、九州、黄帝,尧“舜、成汤等地名、人名、国名的直接来源问题,中国自古就没有人去思考过,这也是被今天中国历史考古界彻底忽略的问题。

类第一个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是远古时代发达的农业和商业社会的产物。地名等名词称呼的出现,和人类最早文字,商业、城市,宗教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在远古时代的西方,地名往往具有了宗教色彩,因此被人们广泛使用,这些地名就具有纪念意义,如,至今在中亚西亚地区仍旧存在于地名中后缀”斯坦(_Stan),(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 “就是这种现象的遗迹。所谓的斯坦就是山,原指昆仑山,后来山被作为纪念性名词流传,成为了许多亚洲地方的名称中的主要内涵。这就好像今天中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中山路一样。真正的中山路只在南京,而其他城市的中山路都是“假”的,是纪念性的地名。
中国古籍记载的远古时代同一名称的地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记述早期两河流域的地名,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国地区具有纪念意义的西方地名。 如“中“(国)的概念原指昆仑山,是指远古时代的亚美尼亚阿腊腊特山附近地区,在中国古籍中,有”地之中央“的描绘。这里曾经被称为天堂,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有四条大河,链接着非洲、亚洲和欧洲。这个概念被迁移到亚洲的古雅利安人带到世亚洲各地,(详见民国学者苏雪林《昆仑之迷》)因此,印度也曾经自称为中国,佛经中多次提到的“中国”(中土),实际上指的是古印度。在佛陀和佛经形成的时代,中国地区被印度人称为“震旦”。由此可见,依靠古籍中的地名去做考证的证据存在巨大的风险。

此书作者显然懂得这个基本观念。作者错把古籍记载中出现的“伊咯”“汉水”等地,认定在中国。如下文:

《商代战争与军制》作者: 罗琨

由于中国远古时代的许多地名,可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那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它们只是一些文化概念,不是绝对的地理名词。因此,远古中国的许多地名就会在多地重复出现,如“唐”在中国就有三处。“夏商周皆有莘国,(就《左传》记载而言,《春秋地理,释异》总结有五处,卫,蔡,琥,齐皆有莘地”)。

此书作者对于远古地名为依据的考证,显然是在“刻舟求剑”,而在对远古中国地名和地理考证的依据竟然是唐、宋时代的文献,作者的这种做法显然不合考古学的基本规矩。中国的古籍大部分是春秋时代写的,距离华夏民族起源的年代(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约有二千年的时间,而二千年以后的文献,怎能作为考证华夏文明起源的主要证据?
中国古籍记载的许多地名都是来自西亚的地名,很多地名都是译音,(详见本人的文章《远古时代的”商、陶、唐”都是译音》)关于这一点,不但现代的中国学者不清楚,就是先秦时代的学者也同样不知道。因此,这些西来的地名在中国就显得非常混乱和矛盾。这一点此书的作者也感受到了,如下文:

《商代战争与军制》52页

这种远古地理等名词在中国对不上号的现象,在中国远古传说中也存在。如大禹治水传说中,提到的岷江等九条水系,在今天看来也无法治理。而在远古时代,中国地区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治理这些地形复杂的水系就更不可能, 显然这九条水系不是中国地区的。

《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十四世,凡八徙国都。○契,息列反,殷之始祖。八迁之书,史唯见四。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 。

由于“商丘,亳”等地名的原始出处未必在中国,因此,“成汤”也未必是中国地区的人物。商的八次迁移也可能始于西方的两河流域。同理,古籍记载的和夏交战过的东夷,其名词的来源也未必在中国。商代虽然有证据在中国存在,但是商代的前期和夏并不在中国。所有中国考古学者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以中国古籍记载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地名和人名为线索去摸索,用错误的地名和名词中互相引证,白白耗尽了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二,甲骨文是商代起源的标准?
《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的作者,在商代的开始时间和地点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地大谈“夏”的战争,显然是非常荒唐的。按照中国学者的逻辑,夏和商是不同的朝代,夏在商代之前米,那么,找不到商代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就根本不能谈“夏”。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考古界所谓商的起源,是一个假定的时间点(约前1600年—前1046年)。这个时间是根据甲骨文发现的时间而定的,但是,如果以文字出现为标准,甲骨文起源的时间地点对中国考古界来说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因为甲骨文在公元前16世纪的河南出现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了,就是说,甲骨文的起源地点绝对不会发源于公元前1600年的中国河南。甲骨文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中国考古界并没有勇气去面对。

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sdkg/223.html ) 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的石印 (约公元前2200年)

中国西部中亚地区出土的安诺文字(公元前2300年)

(图引自:陶寺遺址-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维基百科)出土于山西陶寺文化遗址公元前2000——1900 年用毛笔写的字

在河南殷墟西部的山西临汾陶寺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900 年用毛笔写的非常成熟的二个字,可见,甲骨文起始点并非公元前16世纪。如果再从山西继续向西走几百里,就会发现出土于中亚土库曼斯坦地区的安诺文字(如右图),这三个公元前2300年的文字与汉字非常相似。甲骨文明显有西来的证据。遗憾的是,这个重要的考古线索被中国考古界故意无视,他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极力回避安诺文字与中国文字的关系。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组长李学勤认为:“安诺的石印符号与中国文字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李学勤.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 第7版)墙内历史学者的低智商化、低文明程度现象令人担忧。

甲骨文没有找到源头,商的源头也就没有答案。在没有找到商代起源时间、地点的情况下,中国史学界所谓的夏、先商、中商等概念完全是痴人说梦。

三,“商”起源于西方,不是二里头和龙山文化
《商代史》卷九的作者对商起源研究的态度非常草率,他认定商起源在山西和河南之间是太行山东麓的龙山文化。

《商代战争与军制》作者: 罗琨

大部分中国学者不但误把古籍中记载的两河流域的地名,(漳河、商水)认定于中国,自不必多说,而且它们都认为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二里头文化)看作是商的前身。如: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郑州二里冈和商城遗址的 发掘又确定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冈 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之后,商文化的更早来源也即先商文化的问题又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更多学 者的关注。特别是早于商代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河南龙 山文化、岳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及辽西 红山文化等的发现和研究,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关于商族起源研究活动的开展。”(《商族起源研究综述》朱彦民)李济曾经提出「先殷文化」的假说,认为小屯所发现的黑陶文化(即龙山 文化)代表一种先殷文化。
因此,可以看到,从1930年代开始至今,整个中国考古界都把商的起源和中国的新石器文化直接联系再一起。中国考古界对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商西来说,和东来说”,如江浙说,中原说,晋南说,东北说,冀中南說、豫北說,易水流域說、北京說,渤海灣說、冀東北說,等等,但无论东西,这些说法都把商的起源认定在中国境内。而他们主要的依据落在中国各地的龙山文化之上。但是,他们普遍忽视一个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新石器文化到文明需要一个大约千年的漫长过渡期,而保守的中国史学界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是:“连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也是西来的”

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石器文化的概念是欧洲学者提出的一个时间区域段,一开始只用来表示欧洲史前文化时期,并没有泛指世界其他地区。后来这个概念被泛指其它地区的史前文化,使得这一个概念含糊不清而引起争议。
实际上,中国地区并没有发现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文化。 中国所有的新石器文化,都可以在西方(非洲东部、欧洲和西亚)找到源头。龙山文化的源头在二三万年前的欧洲西部地区,它的传播路径是:欧洲西部—–巴尔干地区——欧洲东部草原——中国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前6200~5400)、红山文化(前4700~2900)——山东大汶口文化(前3500年~前2500年),并分散成为各地的龙山文化。(前2500年至前2000年)。(请参考本人文章《中国的落后始于旧石器时代 》、《中国玉文化是西来的》《中国缺少文化底蕴——石器文化也是西来的》)
中国地区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文化既不是商的源头,也不是夏的源头。中国古籍对夏的记载,与近几十年中国地区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情况明显不符,如,中国古籍记载的夏朝,有万邦来朝的辉煌景象,有夏桀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的描绘,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包括在河南出土的殷墟商时代的“宫殿”只不过是一些土坯围墙,茅草盖顶的简陋草房。这与辉煌的两河流域文明的建筑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很明显,中国古籍记载的“夏朝”根本不在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文明虽然融合了一些(来自欧洲移民后裔)龙山文化的成分,但并非起源于龙山文化,而是从西亚而来(详见赵重今《遥远的华夏文明》燕山大学里出版社-2016)。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龙山文化地区发现的文字符号与甲骨文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甲骨文更类似于山西的陶寺文字和中亚的安诺文字。

结语
中国考古界被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严格管控,思想已经彻底僵化。为了迎合反西方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胃口,他们以中国远古时代混乱的神话传说为依据,引经据典确实煞费了一番苦心。此书最大的失误是,作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当时商民族军事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国黄种土著部落。而作者置基本的历史常识和逻辑于不顾背后的反西方立场才是《商代史》的致命伤。
此书的错误比比皆是,在这里不能一一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