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缔造者——慈禧太后

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1923年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具有崇高的地位,殊不知,成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是被中国知识分子污名化的慈禧太后。由于中国极左知识分子的破坏和干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缔造者——慈禧太后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在北京发生了另外一场运动——五四运动。这是发生于几乎同一时间的两次不同的运动,两个运动既有重合之处,又截然不同,它们决定了中国的两种未来。 新文化运动是落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始,一时间,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反思,中国文化大师倍出,中国进入了现代文明的大门。而五四运动是一次丧心病狂的反西方、反文明的“义和团”式的政治运动。今天中国文化的主流恰恰是五四运动的后裔。

新文化运动之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颠覆封闭时代中国中心主义,反儒家文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拥抱人类文明”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她是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 科学、民主和反封建,反专制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口号。而令人惊讶的是,真正,大刀阔斧地带头反儒家文化,否定专制制度和汉民族劣根性的,却是被近代中国学者骂为卖国的满族慈禧太后,她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缔造者。慈禧在短短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推出的彻底否定儒家文化和专制社会体制,开放中国大门等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几千年的中国。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接受西方文明、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她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人能比。

历史回顾
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它北面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草原,西部是高山和世界第二大的沙漠,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大海。4000年前,来自两河流域的华夏民族进入中国地区以后,当时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但是随着华夏民族文化的被中国土著的同化,经过三千多年的时间,中国地区的早期优势越来越弱,到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地区已经成为堕落成为一个半氏族半奴隶社会的野蛮国家。晚清时期,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紧迫,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强烈怀疑。天朝狂妄自大的“中国中心论”已经成为笑柄。
当时,西方列强要么是英式君主立宪制,要么是美式民主共和制。改变中国已经成为迫切的事情。因此,思想开放的慈禧从文化上,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她大胆取消了实施千年的科举制度,并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中,中国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欧美和日本留学。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类西方现代思想,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骨干。因此从这方面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缔造者是慈禧太后。

尽管光绪皇帝的改革非常激进,但是其实质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翻版,他的改革在思想上并不彻底。光绪的改革大将康有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在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他还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而相比之下,慈禧一方面控制着光绪的变法,又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前前后后,她对于汉人传统文化的愚昧野蛮的实质认识更加深刻,于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开启了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运动。下面我们就例举一些慈禧缔造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例证。

 一, 慈禧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废除科举制,实现全民新教育

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观的说,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历史优越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暴露,特别是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在隋唐時,科举中写文章的部分(明经)主要是写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文。八股文又称股賦、四书文、八比文、时文、時藝、制艺、制義,是中国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註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只用程朱一派。

古代的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  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传统古籍的背书,例如《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沉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毫无独立思考的馀地。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模拟语意,即使是阳虎、荷莜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

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经史诗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实际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招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士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因此,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

洋务运动的改革派是翡翠谷科举制度最大的支持者,如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支持了这些改革派的意见,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和四书五经,也随之进入了历史的尘土之中。

开办洋学堂,鼓励中国学子出国留学
慈禧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变革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随后,慈禧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
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在湖北最早设立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应该说,“癸卯学制”的出台和张之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少壮派官员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从这个层次上来看,慈禧开创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

这一系列的巨大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语境,因此出现了白话文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

一曰: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曰: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曰:不用典;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不用套语烂调;

六曰: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曰:不模仿古人;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这样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试想,如果没有慈禧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没有慈禧大力兴办的洋学堂和派出的大批出国留学生,没有慈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中国怎么会出现这种全新的文体?谁去发起和推动这场新文化运动?
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人都受过西方教育,都是慈禧太后留学政策送出去的海归派。例如,胡适、1905年,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他们的成绩都与慈禧制定的送他们出国留学的政策有直接关系。陈独秀,1901年10月,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因此,到了民国间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

鲁迅、老舍、林语堂、胡适、曹禺、巴金、郁达夫、胡适、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郑振铎、柔石、周作人、茅盾、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张恨水、萧军、萧红、曹靖华、梁宗岱、臧克家、艾青、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丰子恺、林凤眠、丁聪、贺绿汀、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陈寅恪、冯友兰、朱光潜、胡适、翦伯赞、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沈钧儒、史良、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侯德榜、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志摩、戴望舒、吴作人、郁达夫、梅兰芳、聂耳、苏步青、洗星海、叶圣陶、蔡元培……

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慈禧污名化已经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一种政治正确。中国地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精英,被中国极左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背景中隔离,以抹杀西方文明和慈禧在近代中国的巨大进步意义和影响。

    二,让八國聯軍組成天津臨時政府,建立中国第一个新型民主化模范社区是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
 

新文化运动所谓的反“封建”,就是反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奴隶专制体制,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贡献。而破除一个旧的专制体制,就必须同时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可是中国地区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慈禧利用西方国家爱护自己公民的特点,设计谋(包括向西方宣战、包围使馆,鼓励义和团杀洋人)把八国联军“骗”到中国,一方面八国联军消灭了泛滥北方的义和团暴民,另外一方面,八国联军在中国天津建立了第一个新型的民主化社区,为中国提供了民主转型的光辉榜样。慈禧利用八国联军到中国地区进行维和,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进步意义是惊人的。

1900年春季开始,义和团运动肆虐中国北方,慈禧大胆做出惊人的举动,应计谋引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维和这种诡计是慈禧被义和团和朝中方势力绑架之下的无奈之举。(详见本人的博客:《八国联军是慈禧“请”来的国际维和部队》)八国联军消灭了义和团以后,住在中国二年多的时间,在天津和北京地区建立了社区,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形式。这种社区形式的民族和文明程度,在百年后今天的中国也无法到达。

1900年夏季八国联军由俄、英、日3国分别委派沃嘎克上校、鲍尔中校和青木宣纯中佐出任委员组成的“天津城临时政府”成立。 当19世纪城市人口大量增长的时候,中国地区城市控制方式的滞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临时政府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这与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强化了。当时,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误认为是监督百姓,但这却是警察“站岗”维持交通、治安方式的肇始。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巡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地区外,警察最早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同时出现的还有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各国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临时政府制定的税收章程,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临时政府设置了4处征税的税卡,还将张燕谋的“庆善银号”设为“官银号”,作为政府纳税处。临时政府对各项捐税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实施严格的管理。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税收制度建立后,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公共工程得以实施。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结余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 西方市政制度与管理的引进,使得这一时期天津城市建设有了一些发展,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老城区供应自来水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出的。1901年3月,3名中国商人和买办出面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要求给予特许经营权。他们的申请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还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注:第118次会议(1901年3月13日)。)。然而,这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却是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美国人田夏礼以及德商瑞记洋行。公司注册由瑞记洋行出面,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以致该公司开办后实际上成为一家外资公司。 在1902年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把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均作为要求清政府必须接受和执行的条件。袁世凯接管政权后,与两家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

天津最早的路灯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英租界,老城区的路灯照明则是1900年以后出现的。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要安装一盏路灯(油灯),安装和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于是,老城区开始有了路灯。“大街小巷各门旁皆要悬灯一盏”,“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翌年2月,临时政府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筹划由政府安装路灯(注:第293次会议(1902年5月12日)。)。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达成协议时,临时政府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若干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

这一时期,老城区还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电话系统。电话在天津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期,当时一些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了电话。但是,电话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1900年以后的事情。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西文名称为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为临时政府各机构、巡捕房、医院以及主要官员家中安设电话。夏季汛期,临时政府利用电话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1905年,官办的天津电话局成立,以白银5万两收买了濮尔生的电报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居然没有公共厕所,清末的中国人还习惯于在街上或公共场所随处便溺,城市生活垃圾几乎就是随处倾倒。于是,天津的街道一到雨后就臭气冲天。城内外还设有多处粪厂,直接用人粪尿制成肥料,供应乡村。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2元。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至郊外。1901年3月,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政府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

八国联军建立的新型社区具有文明社会的所有特征,这里有法院和警察,而且社区财务是公开透明的。八国联军的城市管理得到了天津和北京的百姓和地方政府的尊重和爱戴,因此当联军撤离的时候,有京津地区万人联名请求他们留下。  京津二地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南方有洋人的租界之地,至今还是当地人崇拜的高尚地区)它们的模范作用是对西方文明的最好最直接的介绍和注解。对于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影响是立体的,现实的、无时无刻不在的。慈禧还废除了很多在中国流传千年的旧制度,例如她在1905年颁发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废除了凌迟等几项重型。这些对现实社会具有巨大影响的政策举措,是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彻底颠覆,对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可是这些历史真相,被近代反西方反文明的中国极左的五四知识分子所掩盖,而由八国联军建立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鲜有人知。慈禧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被他们被故意抹杀了。

  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出现了中国人在境内的第一份民间报纸

几千年中国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皇家把百姓当成奴隶,并进行严格的言论管制。为了破除中国这种野蛮制度,慈禧大胆地开放和建立了民间舆论,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做了第一步。
1873年,艾小梅的人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  虽然北京从明朝起就一直有民办的《京报》,但那是政府机关报“邸报”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调一个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扬声器。而《昭文新报》却不传播朝廷的旨意,不登载中央文件和讲话,而是刊登些轶闻趣事诗词小品之类的文章。尽管《昭文新报》因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中国的第一家通讯社《中兴通讯社》也是在慈禧时期创办的,当然也是民办。那是1904年在广州由一个名叫骆侠挺的人办的。

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较聪明、落实得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调是民族自治。

慈禧时期毕竟是皇权专制统治时期,当然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下的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那时候的政府也没有去控制媒体,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言论是相对自由的。

(图引自: (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 http://www.8794.cn/lishi/shijian/39005.html)

例如,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慈禧时期民间办的的媒体也分派别,有保守派,改良派,还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体。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报纸不是奉旨而办,遵旨宣传。自主办报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特征。

《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1896年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有吃辣椒人的冲劲,公然大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它们还大量报道负面新闻,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贪官污吏都极为害怕。在天高皇帝远的极权专制社会,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有了可以报道负面消息的报纸,他们必然顾忌。翻译《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严复更是个说话大胆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严复的言论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可见那时候政府对舆论宣传阵地的控制软弱无力。

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也有敢言的报纸,即《京话日报》。这家报纸1904创刊,它敢于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低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紧随着慈禧政治改革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以上这些非常有力的政治措施真正启动了这个运动。没有言论的自由基因、没有留学生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新型的大学就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教授;没有彻底否定科举就不会有新兴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和现代教育体系。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师,就是因为几十年带有五四戾气的极左思潮带来的言论管制,今天的中国文化也大大地落后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
在慈禧缔造的新文化运动之外,我们看到了更加重要的一点—— 慈禧建立的民主和平转型的社会文化模式,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的大破坏和大流血的恶性循环。因此满清政府是和平退位的,没有出现历史上的种族灭绝型的大屠杀。

慈禧的伟大之处是在于她善于改革,而不是一味的镇压和革命(砍头)的形式,避免了暴民报复式的社会大破坏。慈禧以满族贵妇人的仁慈和伟大政治家的气度,尽力维修中国的原有的旧基础,而不是进行毁灭;慈禧善于让出统治阶级的一些利益对统治的社会做出适当的妥协,以达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和民族和解,(她启用的重臣也是开明知道妥协的人)。
请看清帝退位诏书中的一段话:
“ 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容,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计,内审舆情,特率皇帝治权归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慈禧的这一点很像英国历史上的保守派。她的这份伟大情怀,在近百年的中国并没有一人可以与她相提并论。也因此,孙中山以后的革命显得毫无必要。实际上, 清朝旧官僚变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称帝并不一定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而真正把中国推向深渊的是孙中山。他发起的是洪秀全之后的另外一次暴民运动。只不过孙中山暴动的口号更加时髦。

 —-近代日本和苏联势力在中国进行的大破坏都和孙中山有关系。(我将专门写文字进行论述)。汉族人继续重复被异化了的蒙古草原文化(包括近代苏联的思想),它与秦始皇的奴隶制度是一脉相承,在汉字文化中阴魂不散。历史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孙中山之后出现都是土匪草莽式的革命家,因此中国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大屠杀夺权的血腥大破坏再次出现。在孙中山的推翻满清运动之后、中国有一亿多人死于非命,而百年后的现代中国,从总体的横行和纵向的比较上,在各个方面几乎都不如满清时代(国土面积

、对于世界的GDP ,社会自身发展的创新和政改的程度,社会民主转型的程度等)。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近代无数中国人的鲜血等于白流。这是对慈禧以来所有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的否定和讽刺。
五四运动的背后推手是苏联的共产国际,而v慈禧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缔造者,因此,她也是近代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化之母,她的一系列做法彻底破除了汉人千年的旧习俗,使得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有了第一次接轨,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由此,我们悲哀地思念慈禧——这位伟大的满族皇帝遗孀。在她的丰功伟绩面前,我们自然而然地对她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我们将永远缅怀这位伟大的少数民族贵族女性。

结语

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已经彻底愚昧化,他们喜欢把历史时事件孤立隔离起来,隔离与历史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隔离与世界的联系,以到达他们彻底愚弄中国人的目的。 慈禧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设计师,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师。她的开明和勇气是已经彻底腐败了的汉人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是因为她过早去世,中国很可能走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
几千年异化了的蒙古草原文化驯化的中国人,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往往选择错误,中国被五四运动绑架,把西方的Revolution(概念具有彻底改变的意思)翻译成血淋淋的“革命”(砍头),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中国的极左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把义和团野蛮暴民思想扩大到极致。中国再次进入了困苦血腥的深渊。而新文化运动才是建立美好中国的途径。
经过百年的流血和滔天的罪恶之后,百年前的梦想“民主科学”在中国并没有实现,今天我们再次面临三百多年前明朝末期同样的选择。通过对历史的全面认识,我们可以预言:如果中国这一代人的运气好,我们将重新回到百年前慈禧为我们开创的新文化运动中,去迎接中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