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说谎:现代中国历史考古——政治宣传的肮脏工具

笔者以前曾经非常尊敬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家,但是当涉足历史研究时才吃惊地发现,这些所谓的考古历史专家的思想非常愚昧和僵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独立人格,浅薄浮躁,只会装模作样、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如范文澜、郭沫若,裴文中、苏秉琦 、李学勤 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起码的判断力。
近代以来的中国,出现了两大危险的政治风潮,一 是,义和团式样的中国民族主义泛滥。二是近代苏俄的马列主义的入侵。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考古界,则完全跟随着这两个风潮亦步亦趋。就这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从几个中国历史考古界的几个代表人物来论述。

造假疑云下的北京人头盖骨
近代中国历史考古界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北京人的发现,其发现者就是裴文中(1904 01.19 – 1982 09.18),1927年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9年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个北京人的头盖骨不断地被中国人神话,而其真实的情况早已经没有人关心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呢?在此,我们不妨引述刘子真教授的几段评述:
“北京人”的遗址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约翰•古纳•安德森博士(1874-1960)发现的。192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家大卫森•布莱克教授、医生(1884-1934,加拿大人)对其进行正式发掘,发现了三颗牙齿,随即宣称:这是猿猴进化到人的那“失去的一环”;1929年,裴在西方人挖掘的现场,继续翻腾,发散性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而事实上,他们在这个庞大的石灰矿洞的不同地方,还同时发现有猴子的头骨、其他动物的头骨和矿工被矿洞塌陷压死的现代人骸骨。要证明这几块碎骨片就是整个人的骨头,且是历史久远的所谓“北京人”,这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在科学上是没有任何生物和医学统计学意义的,不要说证据,就是推论也是不成立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在1941-1945年期间,“北京人”神秘地失踪了。

裴文中                                                                            (图:http://www.zlwh.com.cn/ys/zgts/wmqy/lstj/bjr.htm)

194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著名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弗兰茨•魏敦瑞教授、博士(1873-1948)对此研究公开宣称“北京人”是个骗局:“‘北京人骸骨’失踪之谜完全是裴文中干的,以便把骗局的证据永远毁灭。”实际上,这几块所谓“北京人”的碎骨片,不过猴子的骨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马士林•蒲勒教授(1861-1942)看完了当初留下的照片、残碎骸骨和石膏模型之后,愤然地对邀请他的主管部门人员说:“你们让我远渡重洋,绕过大半个地球,就来看这堆后脑袋被砸碎的猴子骨头吗?……它们根本是被真正人击杀的猴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科林•葛若夫斯教授、博士对此研究后说:“‘北京人’不仅仅是‘坏科学’而已,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学骗局。”
通过刘教授文章的介绍,我们对“北京人”产生巨大的怀疑,它是不是猴子的骨头和人的骨头拼在一起的?裴为什么没有交代当时挖掘现场的实际情况?为什么没有留下实物的详细照片?而更加可疑的事实是,这个被怀疑造假的证据居然神秘地丢失了。而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这个令人怀疑的“北京人”证据失踪事件是由裴经手的。他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以后,没有留下照片,又在他本人的手中消失了证据,因此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这个面目丑陋的河南人,可谓是中国近代考古造假第一人。
阶级斗争的中国通史
由于慈禧太后晚期(1900年)以后的大力度的政治改革和对外开放,20世纪初期( ‎1915-1919),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接着,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
参与颠覆国民政府的范文澜(1893年-1969年7月29日),于1941年在延安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后受毛的委托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他的中国通史把中国的历史写成“阶级斗争史”。为苏俄支持的延安颠覆政府组织的破坏行为,提供历史学上的合法性。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用阶级斗争解释历史的说法是非常荒唐的,甚至是可笑的。把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概念当成中国历史的主线的范文澜,其本人未必就这么愚蠢。但是当时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反右、文革,投身于造反组织的知识分子,在残暴的血雨腥风中出于自保,近几十年写出了天量的违心的文字。尤其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就更恶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是一部义和团式革命者的暴力史观,显然是他的违心造假之作。
把中国历史写成阶级斗争史的还有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与范文澜不同的是,他在史学界的名声非常不好。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京城文人圈裡就流傳「四大不要臉」之說,幾個版本,第一名都是郭沫若。郭沫若北伐时身为国军中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412以后脱党逃亡日本。他复杂的履历告诉我们,此人的人品带有明显的政治投机性,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劣迹,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在此不用多说。他是马列阶级斗争中国历史观的推行者,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迎合统治者的意愿,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学术造假,人格低劣的典型。如果说,范文澜的历史造假带有皮鞭和刺刀的影子,是不得已,而郭的历史造假是发自内心的贪婪和奴性。

民族主义的煽情考古
文革以后,共产主义彻底破产,维系中国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就是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历史考古学家也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苏秉琦(1909年10月4日-1997年6月30日),他提出的的“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就可以识破,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业余愤青的水平。而这种人居然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任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
近几十年来,中国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不少,可谓“满天星斗”,但是这些在中国地区发现的石器文化全部是突然出现、而又突然消失的,都是一些来无踪去无影的流星。如三星堆文化、贾湖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文化,显然是外来文化。众所周知,从新石器文化到真正的文明社会,在西方经历了一万到八千年的过渡期,这期间需要大量的证据证明,而中国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证据。可是这些明显的历史现象全部被苏秉琦 无视,在苏秉琦的口中,那些西来的七零八落的石器文化全部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源头。

苏秉琦 (图引自http://www.gegugu.com/2015/12/04/4637.html)

苏秉琦的民族主义理想,伪装成西方历史考古学,用符合中国民族主义胃口的术语解释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是挑战人类文明的中国民族主义大杂烩。历史的常识和历史逻辑,对于苏秉琦这样的人来说,是可以完全视而不见的。这种反文明反逻辑的人,竟然成为中国历史学家,无疑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最大讽刺。在中国考古界,与苏秉琦的极左和僵化齐名的还有夏鼐和张光直,只不过他们的胆量不如苏秉琦那样大。

苏俄带来的西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在暴虐血腥的文革以后已经臭不可闻,在中国失去了市场,中国民族主义则成为了野蛮专制制度的法宝。”吹祖宗“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了一种人人追崇的时尚,在这种官方背景的义和团式样的反文明风潮中,谁能在历史考古中造假,谁的调子高,谁就能出名得利。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府祭出了一个给中国民族主义打气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以李学勤为组长的工程”,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却被国内外的学者广泛质疑,可谓”恶评如潮“。由于媒体的被封闭,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的是,陷于学术危机的这个跨世纪豆腐渣工程,并没有通过国家的验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尾工程。
实际上,这个工程在初始阶段就已经荒诞不经了。因为至今在中国地区根本就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朝存在的任何证据,国际上也不承认夏的存在。而且商代也没有发现其源头。

李学勤   (图: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11-05/1949023.shtml)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夏无论存在与否,都不在中国。而非常滑稽的是,李学勤等二百多个中国专家,为一个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的朝代兴师动众地去“断代”,这就如同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写简历,这样荒唐的工程,只能证明整个中国考古界已经彻底疯狂了,他们失去了人类的基本理智。出现了这种国家级的造假事件,该工程的组长李学勤负有主要责任。
李学勤学历造假和资金问题的丑闻在网络上流传,我们不知真假,但是,一个好人是绝对写不出这种反逻辑、反文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之后,有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历史考古专家称为(党的)“干部”。

在文史不分家的中国,国人把历史当成一种宗教,历史学在中国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历史是中国人辨别方向的唯一的路标和自我检讨的镜子。如此重要的大事,竟然被这些人“恶搞”,几十年来,他们持续不断的造假历史宣传,把所有的中国人已经变成了傻子和疯子。他们写的历史无异于是毒害中国人的三鹿奶粉。苏秉琦、李学勤 学术逻辑的荒唐,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识别,他们明显是在为了迎合统治者和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造假和说谎。而他们造假说谎的时代,并不是在血腥的延安,也不是残暴的反右和文革时代,裴文中 的造假是在宽松的民国时代,因此他们行为的性质和郭沫若、范文澜明显不同,是一种出于基因里的黑暗。

虽然以上这些盘踞在史学界的龌龊人物,被公众诟病甚至唾弃,但是他们的头衔都大的吓人,如郭沫若曾经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这个例子说明,这些打着学术幌子的不良作为得到了肮脏的回报。”说谎'”越发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最突出的特征。

结语
从古至今的中国史学家大都是皇家的奴隶,他们治史为的是维持皇家的统治,至今为止,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为生民立命”的学者,更没有“为天地立心”的史学家。其结果是,中国没有出现“万世的太平”而是大屠杀、大灾难不断。历代中国官方的史官虽然也是“御用工具”。但他们大都是非常严肃的。他们虽然身为奴隶,但也往往敢于直书利弊,历朝历代的文官,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道统尊严,极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它的历史虽然目的是为了皇家服务,的是还不敢太多的造假。而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的主流(从1929年至今的90年内)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根据强权政治的需要,在历史研究领域,集体有系统地长期造假、撒谎,大部分人基于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毫无做人的底线。他们就好像是一个江湖上蹩脚的戏班子,谁给钱就为谁唱。这些无耻的中国文人使得中国史学沦为野蛮政治宣传的肮脏工具,他们是把近代几代中国人推入黑暗深渊的罪恶推手。而这些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它预示着整个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彻底堕落和衰亡。

 

资料引用:
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维基百科《李学勤》
维基百科 《郭沫若》
芨芨草《当年京城“四大不要脸》http://blog.creaders.net/u/9588/201712/309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