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时期上海的靡靡之音到今天的娱乐致死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娱乐节目泛滥的时代,充斥着对金钱、名利赤裸裸的追捧,在逐利的怪圈中,电视娱乐节目心甘情愿滑向娱乐至死的泥潭:嘉宾身份造假、自我炒作、言论低俗、恶意嘲讽……彻底沦为了三流编剧。除了快乐女声,各种婚恋节目、情感节目,无不充斥着弄虚造假…..

这种娱乐至死的现象不但不能让我们真正的乐起来,却让我们想起了国歌: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这一次“危难”,不是谁要灭我们,而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娱乐致死。

“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是由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在前言中写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奥威尔认为人们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奴役,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为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波兹曼这本书的中心就是论证了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这是一个麻木冷漠的时代,别人的不幸只要与我无关就万事大吉;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超过千字的文字都嫌太长,读纸质书更是一种奢侈;这也是一个嘈杂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诉说,却不再愿意倾听……社会共识便成了一个最奢侈与昂贵的概念。反倒是人的精神最大程度颓靡,人性的、小众的、微弱的、甚至是,贪婪的欲望,都被激活出来。

 抗战时期旧上海的靡靡之音

中国人娱乐的能力是惊人的,先不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和把“杭州做汴州”的古代,就说当中国被日军蹂躏的时候,上海以苏州河为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但因为当时上海有各国租界,所以日军并未敢贸然进入。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在上海的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公共租界,就形成了特殊的“孤岛时期”。一边是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一边却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经济的繁荣带了文化的发展。在等待和平的漫长日子里,人们只能借助电影和音乐来宣泄内心的苦闷和焦虑,流行歌曲成了人们躲避战乱,逃避社会紧张气氛的重要载体。

一时间流行歌曲广为盛行,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成就了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的上海流行歌曲大多“自暴自弃”,主题颓废,内容平庸,演唱上卖弄风情,嗲声嗲气,被后人冠以“靡靡之音”或者“黄色歌曲”。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即便有人创作了爱国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应的控制和监管。其中也不乏具有暴力集团故意迷惑民族的歌曲如《何日君再来》。另外如,《夜来香》,由黎锦光先生在1944年作词作曲,原唱为李香兰。李香兰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之后由于绵软的曲风和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本人的日本身份,被认为是日本侵略者麻醉占领区国民的歌曲之一,故被归入“靡靡之音”。

毫无疑问,大上海的虚假繁荣和“娱乐至死”的现象是中国灭亡的征兆,是真正的亡国之音。实际上,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中国早已经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了。

周璇已经是旧上海的代言人(图文引自:http://i.mtime.com/4020546/blog/5361534/)

 

随着国民政府流亡到台湾以后,这种颓废的音乐和娱乐带到港台地区。在西方文明的保护下,海外的中国人得以喘息,当年庸俗的靡靡之音,被港台艺人”文人化“增添了文气和更多的悲哀情绪。成为了所谓的通俗歌曲。这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自己百千年来悲惨命运的哭泣和哀鸣。由于靡靡之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后,这种歌曲和文艺风格风靡于港台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大众喜爱的歌星,如羅大佑、譚詠麟、張學友、劉德華、童安格、齊秦、蘇芮、鄧麗君。

这股港台风也流传到大陆,1980年邓丽君翻唱抗战时期的《何日君再来》以后,在大陆造成轰动,1982年,大陆曾把这首歌视为“不正确的歌曲,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东西”和“黄色歌曲”,同时亦以防止对民众造成精神污染为由禁止输入及播放。但是,大陆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通俗歌曲,如,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李谷一的《乡恋》。
当时,人们所能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极左文革时代“高、快、响、硬”的特点,而港台的歌曲和大陆通俗歌曲旋律深沉舒缓,歌词细腻感人,歌曲缠绵悱恻等“新特点”虽然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却被批为“靡靡之音”,一度被列为禁播歌曲。

从通俗到恶俗

港台的通俗歌曲在中国大陆似乎带动了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色彩的”伤痕文学“,这文学风格也具有港台通俗歌曲悲哀的色彩。应该说,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进步和健康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娱乐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她充满了活力。
但是随着中国腐败的泛滥,中国的娱乐出现了严重的病态。这就是当下的娱乐至死。随着微信和微博的广泛使用,大量无聊的信息(如烹饪,性爱)在媒体上广泛流传,(如,街拍:初夏热裤美女频出,要的就是性感。)
在这种娱乐风气之下隐藏着的是大家内心的冷漠和无聊,人们在各种娱乐中假装高雅,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和懦弱。在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就是反映抗日题材的内容也能被娱乐化,出现了大量的抗日神剧,严肃的反腐剧题材的《人民的名义》,也能在轻松愉快的北京市井地痞流氓的腔调中调侃。

这是从通俗向恶俗快速堕落的时代,它反映的是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彻底破产,其背后是野蛮的’杀鸡取蛋式“的发展,和没有社会道德底线、破坏资源、环境的原始生存方式。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偏离,就在于整个民族没有现代文明的公平正义的最高理想和原则,而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意识中人性欲望的恶性大爆炸。其特点就在一个”偷“字,偷西方的技术和市场,偷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偷子孙后代的资源。因此,同样是”靡靡之音“,今天的娱乐早已经失去了民国时代的风韵,有的只是被扩大了的粗俗和野蛮。更没有被文人化的通俗台湾香港歌曲的那种优雅和真挚。我们通过对比同样风格的民国时代的歌曲《天涯歌女》和现代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同和差别。

《纤夫的爱》粗俗的歌词:

男: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 纤绳荡悠悠

男: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 纤绳荡悠悠

女:小妹妹我坐船头 哥哥你在岸上走

女:我俩的情我俩的爱 在纤绳上荡悠悠 荡悠悠

女:你汗水洒一路啊 泪水在我心里流

女:只盼日头它 落西山沟哇 让你亲个够 噢..噢..噢..噢..噢…….

同样是自我麻痹的靡靡之音,但是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纤夫的爱》失去了《天涯歌女》的天真和淳朴,显得粗俗不堪。

再对比港台歌曲《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曲调幽婉,歌词立意清新,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却似乎是对中国人千百年悲惨命运优雅的哭诉,其精神内涵具有当年上海靡靡之音所不具备的某种生机,与中国当今的粗俗娱乐文化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中国现代的娱乐明星代表赵本山张艺谋就更显得俗不可耐,大有当年大上海出现靡靡之音时代的某些特点,浮华,浅薄,只不过是比当年的大上海的靡靡之音更加粗俗,而且增加了一种现代中国人的集体狂妄。赵本山在美国表演时遭遇了倒彩,正直的美国人不理解他的小品为何将残疾人、农民工、寡妇及智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作为嘲讽对象来获取廉价的掌声,而不是将矛头对准无所不能的权力和资本?

张艺谋的绝大部分电影被批判为越来越低俗。他的电影是一种低级的精神鸦片,狂妄,轻薄、无知,它熄灭了批判的灵魂,散去了人的基本人性,抽空批判社会和讽喻现实的精神,而代之以丰满的胸脯和黑社会的勾心斗角。

结语

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是自我麻痹、人性泯灭的季节。这种娱乐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了公民的话语权和思想权利。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我们不能有真正的公民参与和知情权,不能表达我们的责任感,人类的反思精神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得已而只能娱乐、傻乐,甚至纸醉金迷,享乐纵欲。在这种低级的娱乐中,中华民族再一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地污染,江河断流,空气窒息,大量剧毒的农村正在包围城市。人们几乎已无存身之地。如今的人们,被禁锢在各种显示器面前,电视和电脑的发明让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一句名言:”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在中国媒体的一片娱乐之中,听到的是粗俗和堕落,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彻底枯萎的“安乐死”。

资料引用:

《娱乐至死》维基百科
陶东风的博客

《旧上海》http://i.mtime.com/4020546/blog/536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