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公平正义的社会一切都具有恶的倾向(上)


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最悲惨的历史。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平和,即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总体上是凶多吉少,是一个典型的恶性社会。它的恶反映在它的结局上,如果把一个中国朝代作为一个个完整的事物,二千年来,中国地区的每个朝代都要发生一两次损失千万以上人口的惊天惨剧,历史总是以恐怖的千年魔咒来惩罚中国人。除了屠杀和灾难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出现科学技术,平等、法律,宗教意识,公平正义。几千年中国重复的是”生成,过渡,衰败,灭亡“的不断自我毁灭过程。这是一个逆向发展的恶性社会,几千年中国社会虽然不断地得到外来的先进技术,但并没有丝毫实质性进步,中国总是
一万年前的半氏族血缘、半奴隶社会徘徊,中国人总是在等候下一次血腥大屠杀的到来,这种历史令人毛骨悚然。
非常遗憾的是,面对惨绝人寰的血腥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穆斯林民族一样,选择的是对自己历史的无视和美化,中国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非常相似。大部分中国人都默认“历史是不可知的,世界的存在没有目的”,历史发生的一切都是偶然,并没有规律可寻,因此,历史也是可以肆意篡改的。因此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也处于不可知的迷茫之中。“掌握不了历史就无法把握现在和未来”,因此近几十年来很多在中国中上层有一定能力的人,几乎全部选择了出国定居,他们或者直接移民,或者让子女出国定居……这种大面积的现象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族群忧虑”。

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就是要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西方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历史研究的可行有效的方法。由于几千年来,中国地区一直远离人类文明中心,号称在世界各民族中最重视历史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史学家们除了宣传暴力思想和民主 主义以外,并没有总结出人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来指导中国人的现代和未来。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
人类从原始的氏族部落开始形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这种血缘宗亲的社会是“公平正义”观念形成的基础。可以说“公平正义”是人类区别于暴力动物社会的特殊本能。“公平正义”与广义的民主法制是分不开的。历史早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在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会呈现“恶”的倾向,这个恶性发展的社会无异于 动物、必然走向大灾难。
这种社会必然回到动物世界生态平衡的、由大自然赋予的“程序”之中,既人口都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就自然减少。这种减少,不仅仅有动物世界的疾病和自然饥荒,而且还有人类之间的互相毁灭和大屠杀。几千年中国存在的循环往复的血腥大屠杀,和近几十年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都是“人口动物化”自然灭绝的真实反映,它是一种大自然给予中国人的一个残酷的“生物时钟”。这个圆形生物钟的刻度是:“生成,过渡,衰败,灭亡”循环不止,这种现象的存在,明确地警告世人,中国人整体上仍旧处于史前的半野蛮状态;今天中国人所有的日常活动只是一种没有脱离动物状态的本能反映。这就是缺少公平正义中国社会“恶”性的实质。
整个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自然发展铁的定律,这个定律的实质是,作为宇宙大系统的一部分,自私贪婪、只吸纳不付出的个体(社会、团体、个人、细胞),就会被惩罚和淘汰。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1901~1972)提出的开放系统学理论认为,生命体是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和环境交换能量和信息才能存在。公平正义保证了生命系统的运行,它似乎是宇宙的自然意志。而中国从春秋战国以后的二千多年来的社会都违背了宇宙意志,因此一次次地反复出现惊天的大血案来惩罚愚昧野蛮的中国人。遗憾的是,至今中国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保持社会的公正正义,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可以避免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大灾难”。可惜,几千年迷信暴力(权利、金钱)的中国文化,并不知公平正义为何物。而公平正义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灵魂,因此, 西方和东方其他文化之间呈现出“善恶”类似的明显差别。总的来说,东方地区恶性发展的社会比较多,而西方国家的善性社会较多。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在西方历史上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实现了趋向近代民主法制思潮的多次进步和重大的文化转变。而从中世纪中期开始,印度和拜占廷均被匈奴化的伊斯兰教暴力所征服,逐渐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俄罗斯、中国地区陷于蒙古草原文化统治,表现出强烈的带有蒙古统治民族的民族优势感;蒙古人的野蛮暴力思想和习俗已为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公国和中国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些地区的社会文化由于远离公平正义的精神原则而停滞不前。

“公平正义”是西方文化的根本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公平正义”的原则可能始于西方的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源于维系人类血缘家族内部的亲情关系,这个原则随着城市的出现逐渐扩大,到了古希腊时代以前就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她与西方文明的起源同步发展,最起码有超过一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出现以后有了文字记录,这和原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两河流域三千七百年前的汉姆拉比法典中,就已经明确了公平正义的概念。这些前《圣经》时代的条文,不但为古巴比伦人设定了行为与正义的标准,后来也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其君权神授、君应向神述职的概念演变成西方文明的核心特质。

汉姆拉比法典序言中强调汉谟拉比执政公平正义的合法性,因为他是上天授与权力与知识的众王之王:「从前,当造物主分配世界的命运时,祂将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交给主神,将主神的地位至于其他众神之上,使巴比伦城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邦……那个时候我,汉谟拉比,虔诚的、笃信神的王,被叫到主神的面前,受领增进万民福祉的任务:让正义普泽大地,消灭邪恶罪行,使强者不致欺凌弱者,并位于高处像太阳神一样给这片土地带来光明。」

这个《法典》以人类最高的名义制定了保护弱者匡扶正义的制度,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最低工资的标准,并明确废止终身奴役。这对三千多年后的中国仍旧做不到。而且《法典》也包含了「无罪推断」的最早论述。而今天的中国仍旧无法做到无罪推断。

《法典》的条文与后世希伯来文《旧约》中的法律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个法典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与基督教结合成为神学,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人类最高原则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虽然随着蛮族入侵、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文化的差异。但是西方文明从两河流域开始,在整体上公平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类一步步走向光明。

从哲学的角度看,公平正义的最高精神原则,就是孔子说的“至善”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是人类社会道德的标准线。每个人的人性中有善的一面。甚至连聪明一点的群居动物也有近乎这种性质的本能,很多动物都会保护同类中的弱者,甚至保护其他弱小的动物或者人类。因此没有公平正义的专制暴力社会是违背天性的,人类善的本性也出现变异。人们麻木不仁或者互相坑害互相屠杀。所以西方哲人早就指出“专制社会中没有道德”。所以民族法制的实现是衡量和保障公平正义社会的唯一标志。

人类具有的善的本性会不同程度被专制(恶性倾向)的社会文化所压抑,而人性中恶的部分就被开发出来,这个社会就会一步步走向大崩溃。因此,事物的成败吉凶取决于整体上的善恶。而“成败吉凶”有时是人无法意识到的,就如塞翁失马的故事。因此,就不要对作恶者一时的得意所迷惑。俗话说,别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人类所有的技巧,谋略是双刃剑,都有善恶两方面的作用,而服从于公平正义的天则。一个事物善恶的性质形成以后,就会被宇宙的无形大手操纵,非人力可以左右。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多作恶者必自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本性具有神学的宗教意义,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最高原则。

       真正的民主和法制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唯一标志。
五千多年来,西方的民主和法律以及国家宪政的不断完善和实施,突出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存在,这是西方国家保障公平正义概念的主要制度基础。这一点往往被中国学者们所忽视,公民不同于”人民、大众“和”百姓“,现在流行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其剧名本身就是在无视公民权利。在电视剧中,被审问的贪官和下岗的工人都没有法律的保护,而他们都是公民。实际上,世界上所有集权专制国家都用人民的名义去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野蛮的法兰克人和英明领袖查理曼

公平正义必然有民主法制、理性的制度来保障,社会的一切决策都经过大多数人们的审核和理性的论证。这样的社会的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这个社会的一切悲剧和困难会成为前进中的助力。古罗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罗马帝国建立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基础上,整合了希伯来人的基督教思想,把公平正义的理念上升到一神论的层次。虽然欧洲中世纪也有不少野蛮的外族入侵,但是在强大的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基础的影响下,在公平正义为主导的罗马文化大框架下,野蛮人的入侵在欧洲却发生了一系列善性的变化,我们现在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欧洲历史中,法兰克王国如果与罗马帝国相比绝对是历史的大倒退,几乎退到了仅强于茹毛饮血的刀耕火种时代。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反而法兰克王国更像是现代欧洲的真正鼻祖。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查理曼大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768年登上法兰克王国王位及在774年取得意大利王国的国王头颔。自800年起,为神圣罗马皇帝,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覆亡三个世纪后的首位受认可的皇帝。

查理曼帝国皇帝,查理曼。查理曼(法语:Charles Ier le Grand、Charlemagne,德语:Karl I der Große,拉丁语:Carolus Magnus,(742年4月2日-814年1月28日)或稱「查理大帝」,是歐洲中世紀早期法兰克王国的国王(768年—814年)。他就是扑克牌红桃K的原型查理大帝.如下图:

查理大帝也是扑克牌红桃K的原型(图源网络)

 

查理大帝徵战东方的撒克逊人,以死刑去强迫他们归信天主教。其统治带动了卡洛林文艺复兴,是西方教会文学、艺术、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的兴盛时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在他的统治下,宫廷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学术中心,查理曼从帝国各地甚至海外延揽知名的学者,如比萨的彼得(Peter of Pisa)、伦巴第的学者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法国或西班牙的提奥多夫(Theodulf)等。

查理大帝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他发布了许多放令,对各部族的法律进行补充修改,并且强调,官员要根据成文法典而不是自己的意图审判,过去法律不合理的地方要修改,司法审判要公正无私,不允许贪赃枉法,司法审判要根据证据而不是言词,严禁作伪证,并明确规定了建立十二人陪审团的制度,任何受到不公正判决的人,有权一直上诉到皇帝面前。查理曼除了极力提高臣民的文化水准之外,他自己也好学不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他如文法、修辞、论理(Dialect)、天文诸学科,亦无不涉猎。经过查理曼及阿尔坤在教育上的努力,使久陷于无教育状态的欧洲,在教育史上大放光彩。查理大帝虽已至老年,但仍乐于从头学习文化知识,掌握了拉丁语并学会了希腊语,还学习算术、几何、夭文和音乐。他要求教会和修道院要设立学校,教育儿童读书识字。这些学校的形式,经过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是今天中国所有学校的前身。法兰克王国成为了今天的法国,并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

中世纪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没有毁灭罗马文明,反而形成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西方因此发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化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

人口的悲喜剧
同样的事物,在东西方善恶不同的近代社会中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欧洲经历了东方的鼠疫的打击以后人口大减,因为人口稀少出现了欧洲出现了对人的尊重文化。南美洲高产农作物使得欧洲人口增加,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劳动力基础,欧洲出现了机器(蒸汽机和汽车)代替人力的伟大革命。中国地区多次人口大减,人的地位丝毫没有得到提高;南美洲高产农作物被欧洲人带到中国地区,使明清时代出现人口高峰,中国地区却出现了人力轿子代替牛马车的奇怪现象。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见公平正义善性发展社会的伟大力量。欧洲人口的增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人口红利。可是,由于中国地区人口增加,轿子在明清时代盛行。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第一个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巨大的财富。这里出现了辉煌的庙宇和繁华的城市。人类文明不但发现和创造了财富,而且给予了财富以确切的定义,例如石油是近代文明定义的财富。没有人类的现代工业文明,人类就不会把石油当成一种财富。
从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看,所有具有公平正义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东正教国家则相差很多。而近代的儒家文化,穆斯林文化国家在整体上都属于落后国家,而他们中与基督教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国家就富裕,否则就贫穷。总的来说,财富是公平正义的副产品,没有公平正义文明的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财富。而公平正义一旦远离,所有的财富也会跟着文明一起逃亡。没有公平正义光辉照耀的社会必定是贫穷的。因此,被中国人无限崇拜的财富,也要服从于公平正义的最高原则。历尽无数惊天惨案屡教不改的中国人,至今如果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样新款的苹果手机,就永远停留在混吃等死的“高级畜生”阶段。中国人就仍旧属于野蛮人。

几乎今天所有的中国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以为“发展”都是好的,只要“发展”中国社会就会自动转好,他们并不知道,当一个社会呈现恶性倾向的时候,社会“发展”得越快,其灭亡和灾难到来的也就越快。
巨大的周期性灾难重复发生于中国历史,中国地区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恶性社会,不断出现的惨剧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始终都是乌合之众。….(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