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诡异的三种社会力量的三角关系生态链,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清代残暴的义和团运动和现代中国”一边高调反美,一边忙着办理移民手续“的现象,已经是中国叹为观止的特色。每次美国和西方发生意外灾难,依赖西方市场的中国,都有不少人都拍手称快。泛滥于近代中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人格分裂,和他的无耻和丑陋令全世界人民目瞪口呆。这种现象不是少数,也不是过去式。而是发生在现代相当部分中国人的身上。“吃美国的饭、砸美国人的锅”已经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全民现象。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要从中国历史去考察,而中国的历史,早就被中国官方豢养的文人日夜不停地歪曲和颠倒了。成千上万错误的历史书籍和影视作品泛滥成灾,充斥着所有中国人的大脑。饱受中国文化之苦的中国人,不得不彻底抛弃官方泡制的历史,在艰难中寻找历史真相。

被高山、沙漠、大海包围的半封闭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被外来民族文化野蛮统治,最早从大约一万年开始,从俄罗斯草原进入中国的古欧洲人,陆续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建立了不同时代的石器文化。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地区被西来的亚美尼亚高原迁移而来的华夏人统治,这些白种雅利安人,在黄河流域的几个土坯围墙内建立了商和周政权。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这些人数不多的外来华夏人逐渐衰落。华夏民族流落在西北部的一支——斯基泰游牧部落所建立的秦国统治了中原地区、华夏文明正式在中国地区失落,中国开始了由游牧民族抢劫文化统治的奴隶制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成分不断变化,外来民族长期的野蛮统治,中国土著文化过于原始等原因,导致中国地区的人们无法形成民族意识

两元对立的中国社会
其后的汉代则延续了斯基泰帝国野蛮文化“,“中国人”(这时候的中国人的概念已经和先秦时代不同)经过汉代,三国,南北晋几百年时间的互相灭绝性的屠杀以后,中原地区人口急剧减少,斯基泰野蛮抢劫文化的恶果全部显现出来。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填补了人口的真空。其后,欧亚大陆东的舞台上,继续上演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灭绝性屠杀大戏,几个凶猛的游牧民族屠杀结果,最残忍的鲜卑人胜出,鲜卑人建立了隋、唐、和沙陀人的宋帝国(宋的起源是沙陀人的”后汉“)。接着是外来游牧蒙古惨绝人寰的统治,明朝也继承了斯基泰游牧民族文化的统治方式被鞑靼满人替代。整个中国地区的野蛮统治形成了二千多年带有种族矛盾的“官民对立”的历史性格局。中国地区人口的基因组成也从此不断更换。
明清两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中国长期存在的”官民“二元对立的局面逐渐改变,形成了”朝廷,汉人,和洋人“的三关系格局。在中国民间有一个有趣的民谣反映了这个关系:“ 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一个民谣。朝廷和官吏代表了二千多年中国西部草原民族统治阶层。”百姓“代表了中国土著势力,洋人则代表了人类文明。这个民谣不但适用于清末,也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它勾画出了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面前的新生态链。
清末中国社会势力的三角关系
十八纪的西方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欧洲人口增加,工厂生产的大批的工业产品,迫使西方人向世界落后地区销售,世界再一次进入了”一体化“的高峰期。西方的传教士最先进入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几万年来,第一次与西方文明会面。清末的中国是一个原始野蛮、破烂不堪的落后地区。大批廉价的中国奴隶 进入了西方人力资源市场体系。”鞑靼制造“进入西方,鞑靼帝国的南方出现了大批“外贸作坊”。贫困的中国已经依赖西方市场;西来国家军事的强大,使得中国的专制政府惧怕西方,从而形成了上面说的朝廷怕洋人的特点。

中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国家陆续进入了文明社会,他们的文化中有了尊重人的平等因素。因此“洋人”到达中国后,也把西方一千年形成的习俗带到了长期压迫人性的中国。他们在中国做了很多救济中国穷人的好事,比如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洋人的巡逻队在广州大街小巷穿行时,广州市民大都是洋溢著笑脸的。联军当时的精神就是「不与广州人为敌」,也就是不针对平民百姓。不仅如此,英法联军到来后,还史无前例地开始救济城中的乞丐等穷苦人,如施捨大米饭。西方的教会开设了许许多多的医院、儿童福利院,学校去救济穷人。这种情况被半开化的中国人认为是由“怕”造成的,因此在中国人看来“洋人怕百姓”。清政府也发现了西方”怕百姓“的特点,李鸿章曾这样讽刺洋人,「平日胁朝廷以制官,胁官以制百姓,其心固甚百姓也。」也是就是说,洋人平时用朝廷控制官,用官控制百姓,闹了半天,他们心裡还是怕百姓。李鸿章显然对西方政府怕百姓,带着嘲笑的口吻进行评价。
在鞑靼帝国中,一部分汉人知识分子虽然为朝廷当公务员,但是他们也是二等人,随时可能被屠杀、流放。虽然百姓怕官员 ,实际上中国的百姓和官员都怕朝廷。

清代朝廷和官吏毫无疑问是野蛮东方文化的代表;西方人带来了科技、带来了现代化的教育和工业体系,带来了平等和尊重,西方当然代表了文明。由于文明和野蛮是水火不容的,中国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不时的发生矛盾,这就是中国历史界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实际上这是东方野蛮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中国的百姓在两者之间选择了野蛮。

朝廷和中国百姓一起反文明
中国北方又发生了连续几年的大旱,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后,企图继续称霸亚洲东部的清政府进一步衰落,北方地区又出现旱灾,几个月不下雨,农民无所事事。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继续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旱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灾民,灾民快速地组织起来。这些力量不断地寻衅闹事借机进行抢劫。他们多次与朝廷发生了冲突,也发生过与势力弱小的华人教会的矛盾。清政府屡次剿灾民组织的努力都失败了。此时的清政府正在西方不断的逼迫之下焦头烂额。在中国的贸易保护之下,西方的贸易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他们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并对于光绪的改革派予以了希望。这使得朝廷的保守派势力大为光火。于是他们抓住了”洋人怕百姓“的特点。煽动中国民间势力去反西方。中国饥肠辘辘的百姓要对势力弱小的教会进行抢劫,而朝廷要给通过打击教会给西方一些报复。因此百姓和朝廷有一点点微弱的一致,被一点”一致“被放大,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的”近代选择“。中国灾区的百姓,为了谋求食物竟然出卖良心,屠杀帮助过中国广大下层百姓的教会人士,去和官方合作。汉人组织竟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中国百姓并不恨洋人。中国人最喜爱的地方就是租界,中国权贵和知识分子都爱往租界跑。中国大城市里最好的工作就是给外国人打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支持。由于中国民间量和专制外来民族建立的政府合作,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中国民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恶劣现象的不满,逐渐被引导到反西方、依附鞑靼政府的方向, 邪恶压倒了善良。
在文明和野蛮面前,中国人被义和团和鞑靼政府胁迫,“被选择”了野蛮和邪恶,义和团运动的旗帜已经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的主旋律。近代中国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苏联势力强烈影响的结果

被西北草原民族文化绑架的中国
虽然慈禧大力的政治改革,促进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但是慈禧去世以后,中国邪恶的,类似于洪秀全、义和团势力为代表的中国土著势力(如孙中山,蒋中正,毛泽东等人)占据了上风,在蒙古文化基础上建立的苏共势力乘虚而入,中国清末大好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西方文明在中国退走,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西北草原抢劫文化,改头换面以苏俄马列的形式继续统治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继续了鞑靼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回复到满清时代前期。中国各种势力仍旧在满清时代的三角关系格局下维持生计。百姓,朝廷,西方的三角关系继续存在,百年后的西方继续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公平贸易和政治结构改革;中国政府的经济继续依附西方而怕洋人;百姓仍旧被打压、继续怕朝廷;广大腐败的中国官吏在反腐的形势下继续怕朝廷,而西方政府继续怕百姓。
必须再次指出的是,清末至今的中国民族,整体上仍旧处在半开化的野蛮状态,他们整体上还不具备人类文明的道德。一些中国人为了眼前利益,或者为了逃离中国而疯狂地反西方文明。中国的官吏也清楚这一点,都纷纷给自己留了后路,因此中国出现了一边申请移民,一边反美的现象。中国政府继续利用民间力量反西方。而绝大多数向往西方文明的中国民众,继续被政府和民间邪恶势力绑架。与清末所不同的是,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清楚,东方的野蛮统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中国文化已经彻底衰败。

人口的增长和中国文化的进一步衰落
中国文化的大衰败与和中国人口的增长出现的扩张,呈现了互相矛盾的剧性表演。这一点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的丑陋表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入十九世纪,由于西方的高产量的农作物,和西方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汉人出现了疯狂扩张的趋势,主要是人口的膨胀引起的。中国的人口从明代开始大幅度的增加,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 。 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清代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清末人口的膨胀是惊人的。中国人口这种膨胀的趋势直至二十一世纪初。人口的 过度增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本身是沿袭秦始皇以来西北外来民族文化支配的弱势文化,中国自身的土著文化,几万年来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继续处于原始 的氏族时代阶段。中国人整体上处于半奴隶制,半氏族社会状态。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建立超越现实的信仰意识,毫无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是氏族文化基础上和古雅利安华夏文化是混合,(斯基泰人也属于华夏民族,虽然在其中混入了大量的黄种人血缘,但仍旧属于斯基泰人游牧文化)中国至今保持着古老的雅利安象形文字,这点是中国文化落后的特征之一。
近代中国的古 文字,虽然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有了改变,出现了汉语拼音,标点符号,白话文运动等。但是汉字没有摆脱雅利安古象形文字的束缚,汉民族在整体上还缺乏人类的基本逻辑思维能力。
贫乏、苍白,野蛮的中国朝廷文化被中国地区突然巨大的人口的简单复制而放大数倍,进一步”空心化“,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之一。它显示出中国人仍旧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这种“内虚”的倾向在近代愈加明显。明朝近2亿人口,竟然被人数少的可怜的满人打的落花流水。满清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竟然被几千个外国军人轻而易举地打败。今天中国的上层(几乎所有中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富人),基本都是外国人家属了。所谓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口越多,文化越衰败,越空心化。近代中国的空心化现象,就好像一个正在爆炸的物体,从中间分崩离析的慢镜头。

汉民族的劣根性,使中国人丧失了平等的机会
从中国近代出现的奇异民族主义的自杀倾向,就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毁灭自己民族主体为特征的。东方出现的这种民族自杀现象,在人类历史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近代中国的”自杀“现象(互相之间的大屠杀)多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
实际上,中国文化就像一个没有头脑的乡下女人,她自己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主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并没有民族精神。中国文化整体上处于史前状态,还不理解人类文明社会的道德,不懂得感恩,不知道公平正义,没有同情心。义和团员在利益的驱使下,本来都是一些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就对曾经帮助过他们,善良的西方传教士下毒手,屠杀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个优雅的西方女士在义和团的屠刀面前,哀求他们不要烧死自己的一双儿女,而这些汉人无动于衷,继续残忍地烧死了她和她的孩子。
中国文化不但具有氏族社会特点,而且还有西北草原民族抢劫文化的土匪气息,中国人普遍具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双重性格,其残忍程度和忍耐力都是惊人的。这一点,在人口大增以后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进一步凸显出来,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光辉。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三角关系中,”汉人“毫无底线的残忍民族性格是近代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力量共同反文明的社会文化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二千年的外族压迫下中国的百姓在,本来可以借助西方浸润中国的机会与专制政府 分庭抗礼形成形成公民社会,到达三足鼎立的理想境地,但是由于义和团的卖身投靠,最后落得被集体砍头的下场。此后,虽然慈禧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型的民主社会,但是她逝世过早,中国的形式发生了逆转,鞑靼帝国被孙文领导的义和团式的暴民推翻,中国民众再次堕入压迫之中至今。
今天中国的”百姓“仍旧有机会成为”洋人“、”政府“独立的第三方势力,但是中国政府再次利用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煽动中国野蛮愚昧的百姓一起反对西方文明,来保持自己丰厚的特权利益。大部分中国人一方面响应政府的号召一起去反文明;一方面向西方文盲靠拢,两边的好处通吃。相当一批无耻的百姓(如司马南,孔庆东、染香之流)则卖身投靠、带头响应,乘机从中给捞取好处,这些人的人格分裂的做法,导致广大的中国民众继续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虚伪肮脏的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中国公民社会则彻底失落。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具有反人类反文明的倾向。


结语
中国政府和中国暴民裹挟大众一起反文明已经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它就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它起源于中国人欺软怕硬,趋炎附势、唯利是图、野蛮残暴,忘恩负义的民族劣根性。原始的氏族社会属于文明前的族群,他们当然不具备文明道德底线。因此人们一再惊呼中国人不断地突破人类文明底线。
中国人整体上就像一群没有灵魂的熊孩子,如果让他们过早地进入物质丰富和使用现代化生产工具的社会,就必须在大人(西方)的严格监督管控下,才能和平、无害地生存。他可塑性很强,如果跟着好人会变好,跟着坏人会变坏,而他们自己只知道跟着个人的原始欲望走,唯利是图、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毁灭性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表明,中国文化是一个自杀的文化,在近代中国继续出现了这种在历史上重复过多次的现象。没有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是极其恐怖的,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膨胀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资料
《中国人口史》维基百科https://kknews.cc/history/2azq34y.html
刘火雄《1300万人死于旱灾:光绪年间四年连旱的”丁戊奇荒”》人民网,文史参考第7期
义和团运动和旱灾:炎热和焦虑酝酿的暴乱_http://www.todayonhistory.com/lishi/201707/66056.html